基本解释

　　婚内强奸 - 概述

　　婚内强奸，按照理论上的阐释，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倒退十年，这类事情闻所未闻，而这几年，上海、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却先后发生了丈夫强迫妻子与其进行性行为的案件，并且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亦多有分歧。婚内存在不存在强奸，“婚内强迫性行为”算不算犯罪，这一在理论界、司法界一直争议很大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凸现在人们面前，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和争论。

　　婚内强奸 - 案例分析

　　堪称婚内强奸案“始作俑者”的当属王卫明。被告人王卫明与被害人钱某于1993年结婚，婚后王卫明逐渐暴露本性，故夫妻之间逐渐产生矛盾，矛盾越来越大，争吵越来越多，最终导致感情破裂，于1997年10月8日，上海市青浦县人民法院应王卫明离婚之诉判决准予离婚，但判决书尚未送达当事人。就在这期间，被告人至钱某处拿东西，见钱某在收拾东西，便提出性交的要求，钱某不允，王卫明便使用暴力强行与钱某性交，且致使钱某的胸部，腹部等多处地方被咬伤，抓伤等。上海青浦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卫明主动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解除与钱某的婚姻关系，法院一审判决准予离婚后，双方对此均无异议，两人均已不具备正常的夫妻关系，在此情况下，被告人王卫明违背妇女意志，采用暴力手段，强行与钱某发生性关系，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应依法惩处。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卫明的犯罪罪名成立。1999年12月21日，青浦县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1款、第72条第1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王卫明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一审宣判后，被告人王卫明服判，未上诉。这是新刑法实施以来上海判决的首例婚内强奸案。

　　与该案结果差不多的另一案件发生在素有“花鼓之乡”之称的安徽凤阳。1999年1月，安徽凤阳县李某(男)与年仅19岁的吉某在未进行婚姻登记的情况下，按当地习俗进行了婚礼。但婚礼后的吉某因李某性情粗暴等原因，拒绝与李同房，李某便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吉某发生了性关系。2000年初，在吉某持续不断地控告下，李某被凤阳县公安局逮捕归案。6月6日李某被安徽凤阳县法院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正当人们对上述两案的案情及其判决结果细细“品味”、慢慢琢磨之际，远在内陆的四川又发生了一起婚内强奸案。2000年的3月23日，四川省南汇县法院对一起类似上海青浦的“婚内强奸”案作出了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不成立的一审判决。

　　这几个典型案例，不仅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关注有加，而且其中蕴涵的复杂的法律问题，也让司法机关颇费脑筋。案情基本一样，但判决结果迥然有异，实际上从一个层面折射出法院在认定婚内强奸问题上的两难选择。同样是“婚内强奸”，相似的案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决。

　　婚内强奸 - 各国规定

　　翻开国外的法律，不少国家对婚内强奸是否构成犯罪有明确的规定，归结起来，大致有两种情形：一是明确规定丈夫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他们认为，婚姻关系是一种基于双方合意的民事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的建立对夫妻而言都意味着一种承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都有与另一方同居的义务，性生活无疑应是夫妻共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合法婚姻关系基础上的婚内性生活的合法性不容置疑。正因为如此，这些国家都对婚内性关系采取保护态度，把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成立的前提条件。例如《德国刑法典》第117条规定：“以强暴或对身体、生命之立即危险，胁迫妇女与自己或第三人为婚姻外之性交行为者，处两年以上自由刑。”泰国刑法第276条明文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配偶以外之妇女”;奥地利刑法第201条规定强奸行为是“婚外之性交”;美国伊利诺州刑法典规定强奸罪的对象是“不是妻子的妇女”。二是明确规定婚内同样可以构成强奸罪。例如《印度刑法典》规定：“当妻子是15岁以下的幼女时，丈夫强迫其性交可成立本罪。”美国《新泽西州刑法》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因年老或者性无能或者同被害人有婚姻关系而被推定为不能犯强奸罪。”值得指出的是，在立法上明确规定丈夫可以成为婚内强奸罪的主体，这在世界刑法立法史上并不多见，但是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类似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立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继美国新泽西州之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特拉华、内布拉斯和俄勒冈等州，在立法上都作了类似的规定。1992年，英国上议院也在第599号上诉案中指出，丈夫可以对妻子犯强奸罪。

　　反观中国，人们对“性”一向讳莫如深，“婚内强奸”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中国法律目前对此尚无明确规定。在轰轰烈烈的《婚姻法》修改过程中，“包二奶”、离婚过错赔偿、家庭暴力、夫妻财产制、离婚条件等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的问题均在条文中给出了说法，但同样为公众所关注的婚内强奸问题却未有涉及。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从犯罪构成来说，强奸罪的主体只能限于男子。那么，丈夫能否成为强奸罪的主体?刑法条文是个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强奸案件有关问题的司法解释中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一问题。很显然，法律对此未置可否是导致司法机关处理这类案件时陷于两难境地的内在原因，不同地方的法院作出迥异判决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婚内强奸 - 心理分析

　　

　　每当说到夫妻平等、相敬如宾，总要举汉代人梁鸿和孟光这一对夫妻的例子。其实，我们知道，在封建伦理道德的氛围里，男女间真正的平等是做到的。每当梁鸿做工归来，妻子孟光要把饭菜放到托盘上，举到跟眼一般高的地方，恭恭敬敬地递给丈夫，也就是古代书籍所记载的“不敢于鸿前仰视”。尽管这就是后世所传的“举案齐眉”的佳话，但其中男女不平等的痕迹却是难以掩盖的。应该说，在我国，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到了解放后才得以实现。毛主席曾将女性尊为“半边天”，这个时候的女性与男性享有了同样的权利：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也完全可以做到。

　　随着这种平等观念的深入人心，它必然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并进而渗透到性关系中来。在不宣传男女平等的时候，妻子所做的只能是如何来配合满足丈夫的性要求，而如今，平等意识极强的女性却要以主动的身份提出了过去不可能发生，或者说连想也不也想的问题。比如有一位女性在信中就这样写道：

　　“我这个人性欲不太强，但也不弱，当我有需要的时候，就可愉快地接受丈夫的要求;而当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对他的要求就很反感。在生活中我从来不违心地干任何事情，在性生活中也持同样的态度。但夫妻间两个人的事情总是不大好办，有时候我虽然明确地表示拒绝，但他却仗着身强力壮，死死地搂住我不放，直到他如愿为止。我说他是强奸，但他却不以为然的笑着说，这种事情法院不管，没有地方去告。听了他的话，我心里很生气。难道说丈夫就可以不管妻子愿意与否，强行发生性关系吗?如果真有管这种事的地方，我真想去告他强奸，杀一杀男人的威风!”这封信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从理论上讲，凡是违背对方意愿，用暴力或强迫完成的性行为，都可以叫做强奸。但是按照通行的看法，从来都不把婚内的性行为考虑在强奸之内。

　　不过已经有人对这种传统看法提出质疑。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之风大兴于欧美，女性要求全面提高其自身地位的呼声日益强烈。在我们这里，比较重视的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而在地球的那一面，对于男女在婚姻生活乃至性关系中的平等同样看重。于是就有人提出了“婚内强奸”这一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妻子不同意，做丈夫强行为之，就可以构成婚内强奸。美国已有好几个州通过立法规定了这一条。在这些州，如果妻子控告丈夫强奸，法院就可以依法受理。在中国还没有类似的法律，因而状告丈夫强奸是不能成立的。没有这样的法律并不意味着丈夫对妻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中国有保护妇女的法律，如果丈夫的行为对妻子构成了威胁或伤害，照样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社会学家所说的“婚内强奸”通常远未达到需要诉诸法律的地步，也极少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性要求而用暴力手段来对付妻子，大多数情况都像前边那位女性描述的一样，丈夫完全无视妻子的情绪状态，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而一意孤行。当妻子不肯合作的时候，他们也会强行坚持，但绝对不会像真正的强奸那样采用那种穷凶极恶的方式。如果妻子坚决不答应，他们也会悻悻而退，但结果往往是妻子抵抗不住他们的“死缠烂打”，心里还是满怀不高兴，但动作上却迟缓下来，于是便在半体推半就中让丈夫隧了其心愿。发生这种婚内强奸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其实质而言，发生“婚内强奸”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男女两性在性欲上的差异：男子性欲强烈，性兴奋来得急促，一旦发动起来就难以遏制或中断;而女性性欲驱动比较慢，性兴奋出现也比较迟缓，可以适时而止。有了这种生理上的差异，出现男性欲望勃发，而女性无动于衷的情况，就成为一种必然。但由此而推论下去，并不等于说“婚内强奸”也是必然的，关键在于怎样对待这种生理差异。有些男人是纯粹的自私主义者，他们一有性欲望，就立刻需要得到满足，这时候妻子就完全成了他们获得性满足的工具。还有些男人心目中没有妻子的地位，或者自以优越于对方好几个等级，甚至把性生活当成对对方的赏赐，让这种丈夫来细心揣摩妻子的心思并为此而费神费力是不可思议的。在以上几种人的婚姻生活中，“婚内强奸”的情况时有发生。

　　可以想象，“婚内强奸”的行为对女性所造成的心理影响是很恶劣的。我看到有的心理学书上说过，这些被婚内强奸的女性，虽然可能口中讷讷无言，但心中却感到遭受到了深深的屈辱，由此留下的坏印象会使她们对日后的性生活产生反感，严重者会造成性冷漠。所以夫妻之间也应该追究责任。

　　对于“婚内强奸”行为负责任的当然是男人。而男人要想“赎罪”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尊重妻子的感情和权力。大红结婚证书一领，婚姻虽然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要知道，感情才是婚姻乃至性生活的基础。对妻子怀有深情厚谊的丈夫，即便他对两性的生理差异一无所知，他也会面对妻子为难神色自行其事。那些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丈夫，纵然让他们成为生理学方面的专家，也不会为了迁就妻子而做出牺牲，反而更能找出借口为自己辩护。

　　当然，那些经常有专横而强暴表现的丈夫并不总是对妻子漠不关心。有些男人片面强调自己的主动作用，以为只要男尽其所能，女人的情趣迟早会调动起来，如果没被调动起来，只能证明自己还没有尽到力量。因而，在他们发现妻子的不情愿表示时，不但没有及时收敛举止，反而会变本加厉，以为良好的转变在于“再加把劲”的努力之中。

　　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这些男人便在性生活中做出了过火的行为，但如果说他们是“婚内强奸”，却实在有些冤枉，他们毕竟是出于善意，在粗鲁的外表下却不失其体贴。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的不断“进攻”有时便能奏效，妻子从不情愿逐渐变得情愿起来，休眠的情欲开始复苏，于是以喜剧的结尾拉上了性生活的大幕。但是男性绝不能把这样一两次的成功误认为是自己“强制”战术的胜利，更不可一发而不可收，而要从中总结经验，研究怎样更好地及早调动妻子的兴趣，而不是盲目地在进行过程中“撞大运”。

　　作为妻子，如果对性生活不感兴趣，是有权加以拒绝的。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私而粗野的丈夫，妻子更应该据理力争，促使其反省自己的行为。但是有这么一种倾向应该加以注意，那就是有些女性完全以自己的情绪为标杆，丝毫不考虑丈夫的性欲特点。这种女性在家里通常扮演“霸主”的角色，事事让丈夫听从自己的安排，即便在性生活中也不肯下放主动权。如果丈夫主动提出要求，不但不去加以善意的理解，反而一味指责丈夫粗暴。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所谓状告丈夫强奸的事情，那就完全是妻子的不对。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是两个人的生活，应该是双方设法消除差距，如果妻子一有不如意便拒丈夫于千里之外，那么夫妻间的性生活就成了自古华山一条路，那就是：丈夫时刻做好准备，只待妻子一声令下，才可披挂上阵。假如夫妻间的性生活变成了这样一种模式，显然是极不正常的，会衍生出许多不该发生的问题。由此可见，只要夫妻间相互体贴，相互理解，所谓婚内强奸是根本不存在的。

　　婚内强奸 - 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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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在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本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违背妻子意志的手段奸淫妻子，丈夫是否构成强奸罪这一问题，中国学术界争议较大，对此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全盘否定说。

　　除了教唆，帮助他人强奸妻子，以及误认妻子是其他妇女而强行奸淫的，丈夫构成强奸罪的以外，丈夫强奸妻子的不构成强奸罪。丈夫基于合法婚姻存在这一前提性事实而不能成为强奸犯罪的主体。[8]因为配偶间的自愿性生活已作为婚姻契约中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受到法律认可，只要婚姻契约不解除，性生活的合法性就不容置疑。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其在行使自己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因而，丈夫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采用的手段不当，但不能因此而定其为强奸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性行为是“违背”妻子意志的，但却不属非法。在我国，从习惯到法律，都没有认定丈夫强迫妻子与其性交构成强奸罪。全盘否定说可以说是我国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甚至向来以自己“代表妇女权益”自称的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也认为：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性交，不属于犯罪，只是“违反社会道德”的“不妥当行为”。

　　(二)、全盘肯定说。

　　丈夫强奸妻子的构成强奸罪。其理由是“强奸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即可。丈夫自然也是如此。性的不可侵犯的的权利是妇女人身权利的重要内容,婚姻法基本原则之一的保护妇女权益的规定,明确指出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人不得侵犯。如果丈夫违背妻子意志，采取强制手段侵犯妻子的性权利，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三)、折衷说。

　　任何极端化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们既不能置夫妻间婚姻关系于不顾，认为既然我国刑法未把丈夫和妻子排除在强奸罪的行为人，被害人之外，那么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就构成强奸罪;也不能过分强调夫妻关系却又把夫妻关系等同于性关系，甚至等同于一般的债权关系，遂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丈夫违背了妻子意志而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均不构成犯罪。折衷说的结论为：一般情况下丈夫奸淫妻子不构成，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构成强奸罪：1、男女双方虽以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且尚未同居，也未曾发生性关系，而女方坚持要求离婚，男方进行强奸的。2、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丈夫进行强奸的。

　　支持全盘否定说的人主要认为：夫妻之间有同居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夫妻关系的重要内容。《婚姻法》规定，合法的婚姻产生夫妻之间特定的人身和财产关系，同居和性生活是夫妻之间权利和义务平等的基本内容。夫妻双方自愿登记结婚就是对同居义务所作的肯定性法律承诺，而且这种肯定性承诺如同夫妻关系的确立一样，只要有一次概括性表示即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终有效，非经合法程序不会自动消失。因此，在结婚后，不论是合意同居，还是强行同居，甚至是丈夫不顾妻子反对，采用暴力与妻子强行发生性关系，均谈不上对妻子性权利的侵犯，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违背妇女意志的强奸行为。而且，婚内性关系兼具合法性、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持续性等特点。认定婚外强奸，取证相对容易，如物证(精斑)、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而认定婚内强奸，取证的可行性及客观性有待解决，不仅司法操作上难度很大，而且直接危及到家庭和社会的稳定。总结起来就是1、如果婚内强奸构成犯罪，就会破坏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2、承认婚内强奸是犯罪就可能使妻子随时以此来要挟丈夫，诬告丈夫。另外，婚内强奸取证也比较困难。笔者认为，这些理由是经不起推敲的。当一个妻子站出来指控自己的丈夫强奸她时，那就说明她们的感情已经破裂，这个婚姻还有稳定性可言吗?家庭是社会的一个个小分子，如果对婚内强奸置若罔闻的话，则会使越来越多的妻子受到伤害，从量变到质变，社会能稳定吗?个别公正的失衡会导致整体秩序的紊乱。另外，法律上任何一个罪名的设立都有可能被人诬告和陷害，但这并不能成为法律上取消某个罪名的理由。至于取证难易是司法实践中的技术问题，更不能作为婚内强奸不构成犯罪的借口。但全盘否定说存在着以下几处不妥：

　　首先，在婚内强奸发生后，为什么有那么多国人偏袒实施性攻击的丈夫，而不同情遭受性蹂躏的妻子呢?这主要是受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的影响，因为人类很长一段历史可以说是男性对女性性奴役的历史。在性关系上，妻子根本无性权利，性自由可言，是法定的性奴隶与生育传宗接代的工具，即使遭受丈夫的强暴，也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在古代，妻子根本没有任何控告丈夫的权利，妻子即使控告属实，也要判罪，作为对“干名犯义”者的儆戒。这从语义的角度来看更能说明问题。椐《辞海》 “奸”除了有“犯”的意思外，“奸”的第二义项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夫妻性关系当然在“不正当”之外，“奸”的本质特征为夫妻以外的男女关系，“奸”本身即将丈夫排除在外，所以，丈夫不容怀疑地享有性霸权。但是，这是什么年代了，是二十一世纪的新纪元，中国也已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等等，国人的经济观念在改变，但为什么在这一点上却滞留不前呢?这只会导致法律和社会发展的不协调，滞后，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反作用，拖了发展的后腿。

　　其次，根据《婚姻法》第十三条规定：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平等。既然这样，那么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则性权利就不能为丈夫单方所享有，而妻子也不能仅承担性义务。妻子不仅有过性生活的权利，也有拒绝过性生活的权利。性生活应当是夫妻之间自然默契的灵与肉的交流。认可丈夫有性侵犯的权利，否认妻子有性拒绝的权利，是对夫妻平等的极端藐视，也是严重违反性生活应当自愿，互娱这一社会主义性道德的基本要求的，更是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曲解。以丈夫的性权利来抵消妻子的性权利(而使妻子只承担性义务)是极端错误的。

　　再次，妻子首先是人，然后才是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根本就是不尊重妻子的人格，侵犯妻子的人格权，骨子里是把妻子当成性机器。男女双方结为夫妻，并不意味着丈夫可以任意支配妻子的人格和意志，双方自愿是夫妻进行性生活的前提，这也是已婚妇女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起码要求。

　　最后，无论是在婚内还是婚外，妇女都有性的自主权。婚姻仅仅是男女生活的法定结合，故即使是丈夫也不能侵犯妻子的性自主权，婚姻仅仅使得性行为披上一件形式合法的外衣而已，性行为必须具备性交合意这一实质要件，才是真正合法的。否则，结婚就变成了卖身，而结婚证就变成了卖身契!妻子可能连妓女都不如，因为妓女在上床前都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折衷说认为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期间，丈夫进行强奸的才能构成强奸罪。那就意味着处于正常时期的夫妻关系发生婚内强奸，妻子将得不到公正的判决，也得不到安全的保护。这比婚外强奸更可怕，因为婚外强奸中被害人可以得到有利的保护，犯罪人也能绳之于法。然而，在婚内强奸中，妻子却无处申诉，将可能反复遭受丈夫的性摧残。

　　婚内强奸 - 正确界定

　　(一)、强奸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它具有如下特征：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客观上行为必须具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使妇女不能抗拒，不敢抗拒的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妇女发生性交的行为;主观上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强行奸淫的目的。[10]这里的妇女并没有把妻子排除在外，而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是关键所在。很明显，婚内强奸符合这个条件。

　　(二)、从强奸罪的犯罪要件来看，立法机关未将丈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也未将丈夫列为特殊的强奸犯主体，即所谓的“婚内强奸主体”。从客体来看，强奸罪客体是指人身权利中特有的性的权利。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妇女的性权利是妇女的一种特有的人身权利。侵犯这种权利，违背了妇女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交行为的权利。

　　(三)、除了分析犯罪要件外，确认一行为构成犯罪的首要依据在于该行为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具有应受刑罚的社会危害性。婚内强奸除了给妻子造成一定的生理损伤外，给妻子造成的心理损伤(如造成性的厌恶与冷淡等)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些感情已经破裂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关系中，这种心理损伤将会更为严重。如果一个妻子把性生活作为爱慕的表达方式，而丈夫则出于自私，恶意或其他非正当的原因强迫与其妻发生性行为，那么，丈夫的行为对其妻子所产生的心理损伤与其他强奸行为相比没有本质区别。另外，丈夫杀害妻子，伤害，虐待妻子的，都构成犯罪，为何强奸妻子就不能构成强奸罪?妇女是“半边天”，当她们的性权利遭受丈夫侵犯是，应当为其提供法律的援助，而不能让这种现象成为法律的盲区。

　　(四)、从立法原则看，肯定丈夫强奸妻子构成强奸罪并不违反罪行法定原则。有人认为，既然《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也有强奸问题存在，那么只要夫妻关系存在就不应存在强奸问题，因为法无明文不为罪。此说是不妥的。第一，依据该说将会得到一系列谬论，如，《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婚姻存续期间丈夫杀害妻子的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则丈夫杀害妻子就不构成故意杀人罪吗?第二，刑法规范是一种普遍性规定，《刑法》根本不可能对其所禁止的每一事项及其具体细节都作出明确规定。

　　(五)、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但自然权利却位于法律之上，法律要尽量符合自然权利。如言论自由，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任何对他进行限制的法律都是与自然权利相违背的。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的性权利，都是人的本能，是一种自然权利，尤其是女性的性的自然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结婚并不能剥夺女性的性的自然权利，妇女仍有权利支配她的性生活(此处仅指婚内。婚外恋是道德问题)，所以法律要尽量保护妇女的这种自然权利。

　　(六)、丈夫强奸妻子与理与据。表现：性权利是法律赋予丈夫和自己妻子，妻子和自己的丈夫过性生活的权利，婚外异性无论如何，都无这种权利，性权利不是丈夫的“专利”，而是有法律赋予的。妻子也同样享有愿意或因故不愿意与丈夫过性生活的权利，这是由夫妻双方性权利的平等性决定的。夫妻间正常的性生活只要有一方因故拒绝与对方过性生活，意欲享用性权利一方的自由便受到遏止，其权利便转化为尊重和维护对方性权利不受侵犯的义务;我国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旨在保护妇女的性权利不受侵犯，因此中国刑法从来就未把丈夫和妻子排除有强奸罪的被告人，被害人之外。如果丈夫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且造成严重后果的不定强奸罪与理不通，与法不适。